厚重濮阳从隋唐大运河说南乐文庙与孔子拜仓

厚重濮阳由濮阳历史文化学者史国强题写

从隋唐大运河说南乐文庙与孔子拜仓颉

作者史国强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南乐县元村镇卫河岸畔突然出现了一座隋唐大运河文化公园！徜徉其中，但见曲径蜿蜒，壁画斗彩，朔风中瘦树击节，古渡旁坊表待起。拾级登上望京门旧址，左右环顾，运河如带，平野如茵，长街繁华如清明上河，商趸贾拥似津门劝业。主管文化工作的领导介绍大运河的古往今来，如数家珍，说到新近恢复重建的南乐文庙，更激起人们串串乡愁。文庙殿宇嵯峨，泮池玉带。联想大运河带动经济繁荣，文庙引领文化勃兴，历史长河中二者有什么内在关联么？

一、南乐文庙的前世今生

南乐文庙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濮阳市现存唯一的文庙，其中大成殿、尊经阁是全市仅存的专司祭拜孔子的明清建筑。

文庙，是古代对设在地方官学内专门祭祀孔子的礼制建筑的称谓。北齐时封孔子谥号为“文宣”，唐玄宗增加了一个“王”字，“文宣王庙”简称“文庙”。这是文庙称谓的开始。另有一说，唐代封姜子牙为武成王，和孔子文宣王一起建庙宇供奉，称文庙、武庙。清代武庙供奉改为关羽，民国与岳飞同祭，称“关岳庙”。

武则天时期，文庙祭祀与科举制度相结合，诏令京城、州郡的官学建立文庙，形成“庙学合一”的规制。随着道统之学的发展，文庙祭祀渐成体系，从祀、配享制度逐步成熟，文庙的地位提高。明初诏令各县儒学必须建文庙，武庙的地位就相形见绌了。

南乐文庙是明初以来礼制建设齐备并与科举、儒学相结合的祭祀孔子先师的庙宇。由于年代湮远，大部建筑毁于兵燹，仅存大成殿、崇圣殿与石刻赑屃，经过数百年的风雨剥蚀，依然兀立雄视。恢复重建后的文庙一仍旧制，由棂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崇圣殿、尊经阁、日新时习二斋和东西两庑等一系列礼制建筑组成。大门两侧有名宦祠、乡贤祠及敕立下马牌亭等附属建筑，将逐步健全“四配”“十二哲”等完整的配享、从祀体系。南乐文庙正在成为南乐县文化旅游的中心景区之一和对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研学基地。

古人云：“巽主文运”。古代各州郡的文庙大都建在城东南隅，南乐亦然。文庙西侧是明清以来的儒学、劝学所、高级小学堂。有人统计，从文庙建成后的近年间，从这里走出来33名进士，名举人，多名秀才和建国后数十位高级干部。其中，魏允中在南、北直隶举人考试中高中第1名，获得“解元”桂冠。他哥哥魏允贞获同榜第13名。南乐“解元会魁”牌坊就是经皇上恩准为此事而立。此后，南乐科考入仕者涌之如鲫，与江浙争锋，时人称“拟迹江南”，号称“南乐小江南”。嘉庆时有一位官员在元村驿舍留诗题壁，说元村堡“此处类江南”。

人们对这片热土发自内心的艳羡之余，不禁喟叹其中的文化滋养。这滋养，与隋唐大运河有着浓重的内在联系。

二、大运河滋润儒学教育的辉煌

古运河迳流之域，大多资粮丰稔，文采毓秀。玄学家认为“水为精灵，动者尤甚”。西汉以来独尊儒术，各个流派的文化逐渐融入儒家学派，孔子成了集大成的祖师爷。南乐文庙肇建之初，所需建筑资材大都是通过隋唐大运河漕运来完成的。

隋唐大运河也称卫河，原在今元村西部向北迳流（古时元村西、北大面积土地属昌乐县），千百年间河道不断移易，几度入今南乐境内。以“水势东润”的自然态势，大运河古来就对南乐县润泽无声。隋以前昌乐县“千年无闻人”，所以省置不常。唐以后运河形成，西来东去，绕南乐、大名北流，滋润着两地文运。仅唐代南乐就涌现出一国公四宰相、十三知县六刺史，还有军事家张公瑾、天文学家一行、音乐家张文收、史学家张大素、外交家李义琛、经学家谷那律等。五代宋元时，名人各领风骚，明代更是联翩接伍。万历一朝中进士8人，举人23人，国子监贡生36人，“一门四进士”名扬全国。嘉庆年间大运河入今河道，至今未有大的变异。广义上讲，千百年来隋唐大运河一直在昌乐、南乐域内，哺育和滋养了世世代代的南乐人民。

今天的南乐县城距大运河25华里，其实，唐代和宋早期的县城就在大运河岸边，当然，建于县城的文庙也自然在运河之畔。

南乐文庙始建于唐代昌乐城内。当时，繁水县刚刚改名昌乐县，县城自北向南迁徙到了今谷村一带，至今谷村还有察院、跑马场遗址。八十年代，元村北发现唐代咸通年间墓葬，墓志文说“东至昌乐县，西至王莽河”（隋唐大运河一度走王莽河河道），“东距昌乐县城五里”；南乐西湖发现唐天复年间墓葬，墓志记载在“昌乐县城东七里德善乡曹节村沙河里”。

唐代县城在隋唐大运河东岸，昌乐（南乐）文化得到长足发展。文庙建在县城东南隅，文化的繁兴得益于大运河的哺育，尤其是熟读儒家经典及礼仪的马嘉运、谷那律曾主持文庙旁的儒学，使名儒硕彦，代有闻人。谷那律号“九经库”，其后代有郡王、将军、刺史等，名显竹书。唐代南乐文庙及儒学影响深远，五代时还出现一个副丞相。北宋元丰年间县城为避河患，东迁到清德乡（唐德善乡）曹节村王彦章营垒的北侧高地，文庙也跟随着迁徙，依旧在城东南重建，规模逐渐扩大。元末丧乱，文庙被毁，仅剩大成殿基础部分。到朱元璋定鼎，南乐县儒学与文庙一起在元朝文庙的基础上重建，所以有人考证，文庙大殿仍有元代建筑遗风。明末，梁天奇把大运河岸边的仓颉神位隆重地请到文庙上首，另建祠庙就近供奉，成为全国唯一有两座仓颉庙的县邑，加厚了儒学文化的元素。

有资料显示，明代文庙建设所需琉璃瓦、石料、白灰、粗大木材等都经大运河漕运在元村码头卸船，再经陆路运输到县城。儒学教谕、训导曾组织生员秀才到元村帮助卸船、装车。明清教谕、训导取暖所用煤炭，秀才临考攻读用的蜡炬、灯油等也是漕运过来的。相传，同治年间大运河漕运到南乐一匹杭州丝绸，知县张连瑞和同是举人出身的儒学教谕赵钟麟各制作了一件天青颜色苏绣镶边的马褂，还真让附贡出身的训导田松元眼馋羡慕了好长一阵子。

南乐文庙从隋唐大运河岸边走来，受大运河文化滋养千余年，历代鸿儒呕心沥血，经营其间，虽渡尽劫波，仍风骨犹在，文脉尚存。由此可窥见南乐文化教育的木本水源与悠深的历史文化积淀。

三、孔子何处拜仓颉

文庙虽与孔庙有些差别，但供奉祭拜孔子的主题无异。仓颉陵前的大方碑上有明代工部尚书李从心撰写的文章，说仓颉为“三极之尊”，“前羲后尼，颉居其中”。意思是说伏羲、仓颉和孔子是天、地、人三极共同尊崇的伟大圣人。孔子祭拜伏羲的故事不少，那么孔子有没有祭拜过仓颉呢？

坊间相传，南乐旧有“孔子拜仓颉”的传说故事，但由于年久代远，今已难觅传承与痕迹。但是，我们了解到在陕北地方确有“孔子祭仓颉”的传说，且庙内有相关壁画。当地坊间讲述孔子如何祭拜仓颉，地名如何改变，确认与史实无误。考孔子事迹行状，自古就有“孔子西行不入秦”之说，孔子一生从来没有到过那里，怎么能够在陕北祭拜仓颉呢？再说，当地人讲述孔子祭拜仓颉的时间恰好是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我们知道，孔子周游列国14年，在濮阳居住10年，史称“孔子居卫”。此间，孔子南达楚国负函（今河南信阳），北到沙麓（今河北大名），东不及齐鲁，西未过太行。如此，确实有“孔子拜仓颉”之事，应在卫国，即今濮阳市南乐县的史官村仓颉陵墓，不会是在其他地方。依孔子的活动时间、地点、条件和思想意识形态等，孔子居卫10年期间，到距帝丘不远的南乐祭拜仓颉合乎逻辑，在情理之中。

在南乐县西部，民间还有周公、召公、姜太公在史佚的引领下，去今南乐史官村仓颉陵祭拜仓颉的传说故事。公元前年二月甲子日的凌晨，周武王率领姜子牙等四万多军队与殷商战于牧野（今卫辉一带），取得了胜利。俘获了殷商王朝占卜问天、刻制甲骨卜辞的史官史佚，周武王如获至宝。武王要史佚到西岐为周室服务。史佚提出先要祭拜先祖仓颉。武王同意，派周公姬旦、召公姬奭和太公姜子牙率领队伍随史佚回乡祭祖。

史佚是仓颉的后裔，世袭了史官的职业，世代担任殷商贞人，时人把他看作是“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神人。史佚被俘，自知被强迫随武王西行，归来无期，不同意必死，所以要求回乡拜别祖陵。

本来，周公他们率领军队随史佚回乡祭祖的真实目的，是裹挟史佚西去，如史佚不从就当场处死。在仓颉墓前，周公、召公和姜尚见史佚与家人泣祭拜别祖先仓颉，很受感动，也备了太牢牺牲，依照地方礼仪虔诚祭拜了仓颉。史佚看着军队刀斧纵横，戈矛林立，就说：刀戈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必有，不得已方可用之，政尚宽和，恬淡为上。周、召二公点头称是。军队向南行走了15里，安营扎寨。周公下令，严命操守刀戈，不滋扰生民；埋留甲胄，不轻言争战。饱受征战之苦的部曲应声响应，欢呼雀跃，遂把武器集中管理，把甲胄收起来在当地埋藏。现在元村镇还有两个古老的村屯，一个叫操刀营（清改操守），一个叫留胄营。

周公见到武王后，建议“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武王听从周公的话，就在洛阳营建周城，马放于华山之南，牛放于桃林之野，把武器收藏起来，缩减军队，解甲回乡耕田，并向天下诏告休兵，受到百姓拥戴。

后来，周公、召公、姜尚和史佚被尊为“四圣”。武王按军功和皇亲国戚关系，把周公封于鲁，召公封于燕，姜子牙封于齐。史佚是被俘商朝高级知识分子，既无军功，又非勋戚，但武王离不开他，就把史佚留在了京都，准其后代世袭为史官。史佚的后裔史鱼，就是春秋时期卫国史官，居濮阳帝丘。